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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諸陵位置考
« 於: 十月 10, 2007, 16:17:39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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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葆仁 撰(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漢建都長安，從劉邦起，經歷了十一個帝，統治了二百一十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的封建王朝。
漢代盛行厚葬，當時的統治者很注重陵墓的建設。西晉索琳說：“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1)說明耗費之巨。
西漢的帝陵，不僅地下墓室工程浩大，而且“各自居陵旁立廟”，“各有寢、便殿”，“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2)可見規模之大。
現存的西漢諸陵及其陵寢遺址，保存有大量的歷史文物與建築遺跡。它是漢代物質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漢代封建禮儀制度及地主階級思想意識的集中反映。
研究西漢帝陵，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諸陵的位置。二千年來，滄桑變化，金石磨滅。原來的陵園除過留有封土堆外，幾乎別無標幟。查檢志書，諸陵位置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清代畢沅任陝西巡撫時，於諸陵前立碑，錯誤不少。《陝西通志》與《咸陽縣志》的記載的亦有失誤之處。近數十年，陳子怡的《咸陽原上漢帝諸陵考》，影響較大．其說也有不妥與錯誤，然為學術界所採用(3)。
為搞清這一問題，筆者1972年發掘陽陵刑徒墓時，對諸陵進行過一些調查，同年擬寫了本文，曾就正於陳直先生。近幾年，咸陽地區文管會和咸陽市博物館，曾就此問題做了不少調查勘測工作，取得可喜的成績。筆者現將此文提出供參考。
西漢十一個皇帝，死後都埋在漢長安城附近。
漢文帝劉恆，葬霸陵。霸，原係水名，屬秦芷陽縣地。漢文帝葬此後，改芷陽縣為霸陵縣，“就其水名因以為陵號”。
由於文帝“因山為陵，不復起墳”霸陵無封土可覓，陵的位置只能由合葬者和陪葬者的位置來確定。
《漢書‧外戚傳》記載，文帝的母親薄太后，“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5年)崩，葬南陵。”唐顏師古說：“薄太后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今西安市東郊狄寨公社鮑旗寨村西北有南陵，封土與陵園遺址歷歷可指。
文帝竇皇后，於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崩”，“合葬霸陵”(4)。今南陵北，竇陵村西北有竇皇后陵。霸陵亦應在此附近。
這一帶漢時曾設霸陵縣，三國魏時改為霸城，北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取消霸城縣!並入萬年縣，以後不復設縣。但解放後在西安市東郊出土的唐《隴西郡夫人董氏墓志銘》和《王公素墓志銘》中，均有“葬於萬年縣霸城鄉”等語，證明唐時此處還叫霸城鄉。由此，亦可斷定霸陵就在這一帶。
漢宣帝劉詢葬杜陵。杜原是一古國名，在今西安市東南。公元前687年，秦武公於此設置杜縣。劉詢於“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春，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因“帝在民間時，好遊鄠杜間，故葬此。”(5)同時埋在這裏的還有孝宣王皇后。王皇后於“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6)今西安市東南曲江公社三兆村南，有東西並排兩大冢，便是杜陵與王皇后“東園”。
霸、杜二陵，位於渭河以南。其餘九個漢陵，都在渭北咸陽原上。
《水經注》渭水條載：“成國渠，其瀆上承汧水於陳倉東，東逕郿及武功槐裏縣北，又東涇漢武帝茂陵南，陵之西北閭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故渠又東逕龍泉北，今人謂之溫泉，非也。渠北坂即龍淵廟。故渠又東逕姜原北，渠北有漢昭帝陵，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又東逕平陵縣故城南，故渠之南有竇氏泉，北有徘徊廟。又東逕漢大將軍魏其侯竇嬰冢南，又東逕成帝延陵南，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故渠又東逕渭陵南，又東逕哀帝義陵南，又東運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縣故城，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側有杜郵亭。又東逕渭城北，又東逕長陵南，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亞夫冢，故渠東南謂之周氏曲，又東南逕漢景帝陽陵南，又東南注於渭，今無水。”其明確指出，成國渠由西往東在咸陽原上所經漢陵的順序是：
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義陵→安陵→長陵→陽陵
《漢書》臣瓚注和《三輔黃圖》中關於漢陵位置的記載，雖不及《水經注》明確，但兩書都以漢長安城為基點，記載了長安城到西漢諸陵的方位和里數。除距長陵的里數，一說“去長安城三十五里”，一說“在長安北四十里”以外，其他則完全一致。兩書所指渭北九陵在咸陽原自西而東的排列，與《水經注》所記順序完全相同(7)。
比以上三書略晚的《元和郡縣志》，以唐時的咸陽為基點，也記載了當時咸陽到西漢諸陵的方位和里數。其排列順序也和上述排列相同(8)。
由此可見，唐以前有關渭北漢陵位置的記載，基本一致。表明當時的人們，對漢陵的認識還是明確的。
根據文獻所記，核之今日地面現存之遺跡，也正相吻合。如《水經注》所記成國渠，其遺跡在今興平和咸陽二縣尚能看到，特別是興平縣竇馬村北的一段渠道遺跡，‘更為清楚。現茂陵正處在成國渠遺址北面，位於南位公社茂陵大隊。西北閭里有李夫人冢，正如王士禎詩中所說：“惟有佳人解頓國，英陵長伴茂陵西。”古跡宛然依舊。
由茂陵南往東，“渠北有漢昭帝陵”。在今咸陽市西北大王公社大王村和互助村有二大冢，東西並列，相距很近，此處恰是“東南去長安七十里”，正是昭帝平陵。據《漢書‧外戚傳》記載，昭帝上官皇后於“建昭二年崩(公元前37年)，合葬平陵。”這兩個冢，其一是漢昭帝劉弗陵的陵冢，其二即上官皇后陵冢。
成國渠經平陵南，“又東經成帝延陵南”，與今咸陽市西北周陵公社郭旗寨一大冢的位置正相符，是成帝劉驁的延陵。
延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我們按此方向，在今咸陽市周陵公社大寨村東，西南距延陵約五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個大冢，正是平帝劉衎的康陵。
延陵往東，在今咸陽市周陵公社新莊南有一大冢，便是元帝劉奭的渭陵。《漢書‧陳湯傳》載，延陵“處勢高敞，旁近祖考。”成帝為元帝太子，元帝葬渭陵，成帝葬延陵，東西相距僅五里左右，對延陵來說自然是“旁近祖考”了。
沿成國故渠繼續往東，在今咸陽市東北周陵公社南賀村有一大冢。此冢東對安陵，西鄰渭陵，渭城在其東南。一般方志和現在編印的地圖均稱隋恭帝陵，這顯然是錯誤的。除《水經注》與《漢書》明確記載為義陵外，解放後於此冢附近還出土過一方唐玄宗天寶七年(公元748年)九月李賁撰寫的《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上柱國張去逸墓志》，內有“葬於咸陽北原義陵鄉”等語，證明至唐時這一帶的鄉裏還依義陵起名。而且此處遍地盡是漢代遺物，並無隋唐文化堆積層，附近又旁無大冢，無疑應是漢哀帝義陵。
從南賀村往東，在今咸陽市韓家灣公社白廟村南，有一大冢。從形制、規模和地面遺物 看，應是一座漢代陵墓。所處方位與《水經注》安陵的記載正相符，應是漢惠帝安陵。陵北裏許，現仍保存一座基本完整的城址，印證了“陵北有安陵縣故城”的記載。
安陵的東南，就是渭城遺址。渭城，本秦都咸陽，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曹參‘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9)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因其南臨渭水，又改為渭城縣。考古工作者在這一帶發掘出大量秦都咸陽的建築遺跡和歷史文物(10)，證明了《水經注》記載的準確，亦為我們的判斷增添了有力的證據。
從今白廟村往東，在後排村北有兩個大冢，按《水經注》的記載，應是長陵。《史記‧外戚世家》中《集解》引《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此二冢應是帝西後東。二冢附近，過去出有“長陵東當”、“長陵西當”、“長陵西神”等瓦當，陳直先生考證為漢高祖長陵所用。這些帶字瓦當的出土，也證明了《水經注》等早期文獻記載的準確。
長陵東南，已臨近咸陽原的盡頭。在這塊面積不大的原野上，還有兩個大冢，位於今咸陽市紅旗公社後溝村北。按《水經注》所載方位，與《漢書.外戚傳》孝景王皇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崩，合葬陽陵”的記載相符，一是景帝劉啟的陽陵，一即孝景王皇后的陵冢。
實地調查已證明，唐以前各有關文獻，對西漢諸帝陵位置的記載是準確的。以後的撰寫與編著者為什麼又弄錯了？除年代久遠，沿革變遷外，他們還忽視了以下幾點：
首先，不僅要詳盡的查閱各有關史書記載，還應對這些史料進行認真的對比、分析與綜合。
從《水經注》所記成國渠的流經看，茂陵東邊第一個陵就是平陵。《三輔黃圖》也載“昭帝平陵在長安城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漢書》所記亦相同。畢沅忽視了這些，將今新莊村南的元帝渭陵樹碑為：“昭帝平陵”。結果，其間距離遠遠超過十里。
又如，根據《水經注》記載，陽陵應在長陵東南。陳子怡的《漢帝諸陵考》誤認陽陵為“長陵”，並以此為基點進行推測，結果把“俗所謂周赧王城者”(實則是一座自然山頭)認做了陽陵。儘管他自己也了解：“其地並無皇陵遺跡”(11)，但為堅持己說，只好強解為：“景帝繼文帝之後，恭儉同之，則此陽陵者，恐亦師文帝舊規，因山為藏，故後世無邱隴可覓焉。”(12)與歷史事實並不相符。景帝劉啟，從執政後第五年開始為自己修陵。他在位十六年，修了十一年的陵墓。《漢書。景帝紀》載：“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徒陽陵，賜錢二十萬。”又於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說明在修陽陵的過程中還大量使用過刑徒。筆者1972年曾在陽陵清理髮掘了一批刑徒墓，在刑徒的屍骨上，還帶有鉗刑具(13)。
《三輔黃圖》中，不僅記載了陽陵的位置“去長安城東北四十五里，”而且指出，“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連陵的尺寸都有了。史書還記載，陽陵陵園曾於武帝元鼎三年正月戊子(公元前114年)及東漢安帝延光六年三月戊子(公元122年)，多次發生火災(14)。證明陽陵的地面建築還保存了相當長的時間。可見，陽陵“無邱隴可覓”的說法，是不確實的。
其次，應對西漢的陵墓制度進行必要的研究。西漢皇后一般都和皇帝合葬。據《史記‧外戚世家》中《集解》引《關中記》曰：“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漢書‧外戚傳》亦載：‘雖同塋兆，而別為墳。”說明漢代帝后的合葬，是各有陵冢的。例如：“高帝、呂后山各一所。”(15)孝宣王皇后“永始元年(公元16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16)都是這一制度的具體實施。
根據《三輔黃圖》，“呂后陵，在高祖陵東”與宣帝王皇后“次宣帝陵東”的記載，漢帝后合葬陵冢，一般情況下，可能都是帝西後東。
根據實地調查，漢陵凡是帝后合葬的，地面均有兩個大冢。文帝霸陵因不起墳，地面僅存竇皇后陵薄太后陵二個。情況與《史記》、《漢書》所載相符。
畢沅對此制度認真研究不夠，所樹碑石，出現了張冠李戴的錯誤。比如景帝陽陵東明明是孝景王皇后的陵冢，他卻樹立了“漢惠帝安陵”碑。又如昭帝平陵東的大冢，明明是昭帝上官皇后的陵冢，他卻樹為‘漢哀帝義陵”。陳子怡也有類似的錯誤。如將長陵訂為安陵，殊不知惠帝張皇后“廢處北宮，孝文後元元年(公元前163年)薨，葬安陵，不起墳”。(17)既不起墳，怎麼會有並排的兩個大冢呢？其說，因此矛盾，對剩下的一個大冢，“只有缺疑而己”。
他們還忽視了西漢初期仍被遵循的“公墓”制度。“禮曰：先君之葬，君居以中，昭穆為左右。”(18)《漢書‧韋玄成傳》記載，漢定高祖、景帝、昭帝、宣帝、成帝為昭，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哀帝、平帝為穆。今長陵位於咸陽後排村北，高祖太子惠帝安陵位咸陽市白廟村南，正處長陵之右，居於穆位；景帝陽陵在咸陽市後溝村北，正處安陵之左，長陵和陽陵對安陵來說都是居於昭位，證明是符合漢初制度的。而畢、陳之說，將安陵或長陵訂在最東，則祖孫顛倒，父子錯位，根本違背了漢初的制度，與當時的歷史事實也是不符的。
再次，對漢陵位置的研究，應特別重視用陵園遺址的地面遺物與地下出土文物來進行考證。史書所記，常因抄寫翻刻出現失誤。而實物證據，總是最具有說服力的。如前所提之“長陵東當”、“長陵西當”等，其出土文物就可直接證明其所在陵園的名稱和位置。
再如哀帝義陵，過去一直傳為隋恭帝陵，然而只要實際調查一下，真相不難大白。它的封土、門閥等形制，與其它漢陵完全一致。陵園遺址內遍地都是漢代文物。飾繩紋的磚瓦與飾雲紋的瓦當殘片，俯拾皆是。這說明，它根本不會是什麼隋陵，而只能是一座漢陵。實際上隋恭帝楊侑於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即皇帝位，第二年五月戊午就“遜位於大唐”(19)，前後只當了幾個月的傀儡皇帝，武德二年被害，“以帛縊殺之”，死時只有十五歲；在當時的形勢下，不可能修築這樣大的陵冢。
通過對古文獻的考證與實際調查，佐之以有關文物的證實，筆者對西漢諸帝陵的位置，”陳述了以上看法。雖然目前地下實物例證尚屬單薄，但相信隨著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和文物考古工作的不斷發展，會有愈來愈多的出土文物為它增添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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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晉書‧索琳傳》第1651頁。
(2)《漢書‧韋賢傳》第3115-3116頁。
(3)陝西省博物館：《西安歷史述略》第66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4)《漢書‧外戚傳》第3945頁。
(5)《三輔黃圖》卷下。
(6)(16)《漢書‧外戚傳》第3970頁。
(7)兩書指出：惠帝安陵在長安北35里，景帝陽陵在長安城東北45里，武帝茂陵在長安城西北80里，昭帝平陵在長安城西北70里，元帝渭陵在長安北56里，成帝延陵在扶風，去長安62里，哀帝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上，去長安46里，平帝康陵在長安北60里興平原口。
(8)書中指出：長陵在咸陽東30里，安陵在成陽東北23里，陽陵在咸陽東40里，平陵在咸陽西北20里，渭陵在咸陽西北7里，延陵在咸陽西北13里，義陵在咸陽北8里，康陵在咸陽西北9里。
(9)《史記‧曹相國世家》第2024頁。
(10)
陝西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隊：《秦都咸陽故城遺址的調查和試掘》，《考古》1962年6期。
秦都咸陽工作站：《秦都咸陽第一號宮殿建築遺址簡報》，《文物》1976年第11期。
劉慶柱：《秦都咸陽幾個問題的初探》，《文物》1976年ll期。
(11)(12)陳子怡：《西京訪古叢稿‧咸陽原上漢帝諸陵考》。
(13)秦中行：《漢陽陵附近鉗徒墓的發現》，《文物》1972年第7期。
(14)《漢書‧武帝紀》第183頁。
《後漢書‧五行志》二、第十四。
(15)《歷代陵寢考》卷十第1頁。
(17)《漢書‧外戚傳》第3940頁。
(18)《白虎通義》卷四。
(19)《隋書‧恭帝紀》第l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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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诸陵位置考(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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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葆仁 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汉建都长安，从刘邦起，经历了十一个帝，统治了二百一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封建王朝。
汉代盛行厚葬，当时的统治者很注重陵墓的建设。西晋索琳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1)说明耗费之巨。
西汉的帝陵，不仅地下墓室工程浩大，而且“各自居陵旁立庙”，“各有寝、便殿”，“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2)可见规模之大。
现存的西汉诸陵及其陵寝遗址，保存有大量的历史文物与建筑遗迹。它是汉代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汉代封建礼仪制度及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集中反映。
研究西汉帝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诸陵的位置。二千年来，沧桑变化，金石磨灭。原来的陵园除过留有封土堆外，几乎别无标帜。查检志书，诸陵位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清代毕沅任陕西巡抚时，于诸陵前立碑，错误不少。《陕西通志》与《咸阳县志》的记载的亦有失误之处。近数十年，陈子怡的《咸阳原上汉帝诸陵考》，影响较大．其说也有不妥与错误，然为学术界所采用(3)。
为搞清这一问题，笔者1972年发掘阳陵刑徒墓时，对诸陵进行过一些调查，同年拟写了本文，曾就正于陈直先生。近几年，咸阳地区文管会和咸阳市博物馆，曾就此问题做了不少调查勘测工作，取得可喜的成绩。笔者现将此文提出供参考。
西汉十一个皇帝，死后都埋在汉长安城附近。
汉文帝刘恒，葬霸陵。霸，原系水名，属秦芷阳县地。汉文帝葬此后，改芷阳县为霸陵县，“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
由于文帝“因山为陵，不复起坟”霸陵无封土可觅，陵的位置只能由合葬者和陪葬者的位置来确定。
《汉书‧外戚传》记载，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5年)崩，葬南陵。”唐颜师古说：“薄太后在霸陵之南，故称南陵。”今西安市东郊狄寨公社鲍旗寨村西北有南陵，封土与陵园遗址历历可指。
文帝窦皇后，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崩”，“合葬霸陵”(4)。今南陵北，窦陵村西北有窦皇后陵。霸陵亦应在此附近。
这一带汉时曾设霸陵县，三国魏时改为霸城，北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取消霸城县!并入万年县，以后不复设县。但解放后在西安市东郊出土的唐《陇西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和《王公素墓志铭》中，均有“葬于万年县霸城乡”等语，证明唐时此处还叫霸城乡。由此，亦可断定霸陵就在这一带。
汉宣帝刘询葬杜陵。杜原是一古国名，在今西安市东南。公元前687年，秦武公于此设置杜县。刘询于“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因“帝在民间时，好游鄠杜间，故葬此。”(5)同时埋在这里的还有孝宣王皇后。王皇后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崩)，合葬杜陵，称东园。”(6)今西安市东南曲江公社三兆村南，有东西并排两大冢，便是杜陵与王皇后“东园”。
霸、杜二陵，位于渭河以南。其余九个汉陵，都在渭北咸阳原上。
《水经注》渭水条载：“成国渠，其渎上承汧水于陈仓东，东径郿及武功槐里县北，又东泾汉武帝茂陵南，陵之西北闾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谓之英陵。故渠又东径茂陵县故城南，故渠又东径龙泉北，今人谓之温泉，非也。渠北坂即龙渊庙。故渠又东径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又东径平陵县故城南，故渠之南有窦氏泉，北有徘徊庙。又东径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冢南，又东径成帝延陵南，陵之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故渠又东径渭陵南，又东径哀帝义陵南，又东运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县故城，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侧有杜邮亭。又东径渭城北，又东径长陵南，故渠又东径汉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故渠东南谓之周氏曲，又东南径汉景帝阳陵南，又东南注于渭，今无水。”其明确指出，成国渠由西往东在咸阳原上所经汉陵的顺序是：
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阳陵
《汉书》臣瓒注和《三辅黄图》中关于汉陵位置的记载，虽不及《水经注》明确，但两书都以汉长安城为基点，记载了长安城到西汉诸陵的方位和里数。除距长陵的里数，一说“去长安城三十五里”，一说“在长安北四十里”以外，其他则完全一致。两书所指渭北九陵在咸阳原自西而东的排列，与《水经注》所记顺序完全相同(7)。
比以上三书略晚的《元和郡县志》，以唐时的咸阳为基点，也记载了当时咸阳到西汉诸陵的方位和里数。其排列顺序也和上述排列相同(8)。
由此可见，唐以前有关渭北汉陵位置的记载，基本一致。表明当时的人们，对汉陵的认识还是明确的。
根据文献所记，核之今日地面现存之遗迹，也正相吻合。如《水经注》所记成国渠，其遗迹在今兴平和咸阳二县尚能看到，特别是兴平县窦马村北的一段渠道遗迹，‘更为清楚。现茂陵正处在成国渠遗址北面，位于南位公社茂陵大队。西北闾里有李夫人冢，正如王士祯诗中所说：“惟有佳人解顿国，英陵长伴茂陵西。”古迹宛然依旧。
由茂陵南往东，“渠北有汉昭帝陵”。在今咸阳市西北大王公社大王村和互助村有二大冢，东西并列，相距很近，此处恰是“东南去长安七十里”，正是昭帝平陵。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昭帝上官皇后于“建昭二年崩(公元前37年)，合葬平陵。”这两个冢，其一是汉昭帝刘弗陵的陵冢，其二即上官皇后陵冢。
成国渠经平陵南，“又东经成帝延陵南”，与今咸阳市西北周陵公社郭旗寨一大冢的位置正相符，是成帝刘骜的延陵。
延陵之“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我们按此方向，在今咸阳市周陵公社大寨村东，西南距延陵约五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大冢，正是平帝刘衎的康陵。
延陵往东，在今咸阳市周陵公社新庄南有一大冢，便是元帝刘奭的渭陵。《汉书‧陈汤传》载，延陵“处势高敞，旁近祖考。”成帝为元帝太子，元帝葬渭陵，成帝葬延陵，东西相距仅五里左右，对延陵来说自然是“旁近祖考”了。
沿成国故渠继续往东，在今咸阳市东北周陵公社南贺村有一大冢。此冢东对安陵，西邻渭陵，渭城在其东南。一般方志和现在编印的地图均称隋恭帝陵，这显然是错误的。除《水经注》与《汉书》明确记载为义陵外，解放后于此冢附近还出土过一方唐玄宗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九月李贲撰写的《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上柱国张去逸墓志》，内有“葬于咸阳北原义陵乡”等语，证明至唐时这一带的乡里还依义陵起名。而且此处遍地尽是汉代遗物，并无隋唐文化堆积层，附近又旁无大冢，无疑应是汉哀帝义陵。
从南贺村往东，在今咸阳市韩家湾公社白庙村南，有一大冢。从形制、规模和地面遗物 看，应是一座汉代陵墓。所处方位与《水经注》安陵的记载正相符，应是汉惠帝安陵。陵北里许，现仍保存一座基本完整的城址，印证了“陵北有安陵县故城”的记载。
安陵的东南，就是渭城遗址。渭城，本秦都咸阳，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曹参‘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9)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因其南临渭水，又改为渭城县。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掘出大量秦都咸阳的建筑遗迹和历史文物(10)，证明了《水经注》记载的准确，亦为我们的判断增添了有力的证据。
从今白庙村往东，在后排村北有两个大冢，按《水经注》的记载，应是长陵。《史记‧外戚世家》中《集解》引《关中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此二冢应是帝西后东。二冢附近，过去出有“长陵东当”、“长陵西当”、“长陵西神”等瓦当，陈直先生考证为汉高祖长陵所用。这些带字瓦当的出土，也证明了《水经注》等早期文献记载的准确。
长陵东南，已临近咸阳原的尽头。在这块面积不大的原野上，还有两个大冢，位于今咸阳市红旗公社后沟村北。按《水经注》所载方位，与《汉书.外戚传》孝景王皇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崩，合葬阳陵”的记载相符，一是景帝刘启的阳陵，一即孝景王皇后的陵冢。
实地调查已证明，唐以前各有关文献，对西汉诸帝陵位置的记载是准确的。以后的撰写与编著者为什么又弄错了？除年代久远，沿革变迁外，他们还忽视了以下几点：
首先，不仅要详尽的查阅各有关史书记载，还应对这些史料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与综合。
从《水经注》所记成国渠的流经看，茂陵东边第一个陵就是平陵。《三辅黄图》也载“昭帝平陵在长安城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汉书》所记亦相同。毕沅忽视了这些，将今新庄村南的元帝渭陵树碑为：“昭帝平陵”。结果，其间距离远远超过十里。
又如，根据《水经注》记载，阳陵应在长陵东南。陈子怡的《汉帝诸陵考》误认阳陵为“长陵”，并以此为基点进行推测，结果把“俗所谓周赧王城者”(实则是一座自然山头)认做了阳陵。尽管他自己也了解：“其地并无皇陵遗迹”(11)，但为坚持己说，只好强解为：“景帝继文帝之后，恭俭同之，则此阳陵者，恐亦师文帝旧规，因山为藏，故后世无邱陇可觅焉。”(12)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景帝刘启，从执政后第五年开始为自己修陵。他在位十六年，修了十一年的陵墓。《汉书。景帝纪》载：“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徒阳陵，赐钱二十万。”又于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说明在修阳陵的过程中还大量使用过刑徒。笔者1972年曾在阳陵清理发掘了一批刑徒墓，在刑徒的尸骨上，还带有钳刑具(13)。
《三辅黄图》中，不仅记载了阳陵的位置“去长安城东北四十五里，”而且指出，“阳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连陵的尺寸都有了。史书还记载，阳陵陵园曾于武帝元鼎三年正月戊子(公元前114年)及东汉安帝延光六年三月戊子(公元122年)，多次发生火灾(14)。证明阳陵的地面建筑还保存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见，阳陵“无邱陇可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
其次，应对西汉的陵墓制度进行必要的研究。西汉皇后一般都和皇帝合葬。据《史记‧外戚世家》中《集解》引《关中记》曰：“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汉书‧外戚传》亦载：‘虽同茔兆，而别为坟。”说明汉代帝后的合葬，是各有陵冢的。例如：“高帝、吕后山各一所。”(15)孝宣王皇后“永始元年(公元16年)崩，合葬杜陵，称东园。”(16)都是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
根据《三辅黄图》，“吕后陵，在高祖陵东”与宣帝王皇后“次宣帝陵东”的记载，汉帝后合葬陵冢，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帝西后东。
根据实地调查，汉陵凡是帝后合葬的，地面均有两个大冢。文帝霸陵因不起坟，地面仅存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二个。情况与《史记》、《汉书》所载相符。
毕沅对此制度认真研究不够，所树碑石，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比如景帝阳陵东明明是孝景王皇后的陵冢，他却树立了“汉惠帝安陵”碑。又如昭帝平陵东的大冢，明明是昭帝上官皇后的陵冢，他却树为‘汉哀帝义陵”。陈子怡也有类似的错误。如将长陵订为安陵，殊不知惠帝张皇后“废处北宫，孝文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薨，葬安陵，不起坟”。(17)既不起坟，怎么会有并排的两个大冢呢？其说，因此矛盾，对剩下的一个大冢，“只有缺疑而己”。
他们还忽视了西汉初期仍被遵循的“公墓”制度。“礼曰：先君之葬，君居以中，昭穆为左右。”(18)《汉书‧韦玄成传》记载，汉定高祖、景帝、昭帝、宣帝、成帝为昭，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哀帝、平帝为穆。今长陵位于咸阳后排村北，高祖太子惠帝安陵位咸阳市白庙村南，正处长陵之右，居于穆位；景帝阳陵在咸阳市后沟村北，正处安陵之左，长陵和阳陵对安陵来说都是居于昭位，证明是符合汉初制度的。而毕、陈之说，将安陵或长陵订在最东，则祖孙颠倒，父子错位，根本违背了汉初的制度，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也是不符的。
再次，对汉陵位置的研究，应特别重视用陵园遗址的地面遗物与地下出土文物来进行考证。史书所记，常因抄写翻刻出现失误。而实物证据，总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如前所提之“长陵东当”、“长陵西当”等，其出土文物就可直接证明其所在陵园的名称和位置。
再如哀帝义陵，过去一直传为隋恭帝陵，然而只要实际调查一下，真相不难大白。它的封土、门阀等形制，与其它汉陵完全一致。陵园遗址内遍地都是汉代文物。饰绳纹的砖瓦与饰云纹的瓦当残片，俯拾皆是。这说明，它根本不会是什么隋陵，而只能是一座汉陵。实际上隋恭帝杨侑于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即皇帝位，第二年五月戊午就“逊位于大唐”(19)，前后只当了几个月的傀儡皇帝，武德二年被害，“以帛缢杀之”，死时只有十五岁；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修筑这样大的陵冢。
通过对古文献的考证与实际调查，佐之以有关文物的证实，笔者对西汉诸帝陵的位置，”陈述了以上看法。虽然目前地下实物例证尚属单薄，但相信随着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文物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会有愈来愈多的出土文物为它增添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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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晋书‧索琳传》第1651页。
(2)《汉书‧韦贤传》第3115-3116页。
(3)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历史述略》第6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4)《汉书‧外戚传》第3945页。
(5)《三辅黄图》卷下。
(6)(16)《汉书‧外戚传》第3970页。
(7)两书指出：惠帝安陵在长安北35里，景帝阳陵在长安城东北45里，武帝茂陵在长安城西北80里，昭帝平陵在长安城西北70里，元帝渭陵在长安北56里，成帝延陵在扶风，去长安62里，哀帝义陵在扶风渭城西北原上，去长安46里，平帝康陵在长安北60里兴平原口。
(8)书中指出：长陵在咸阳东30里，安陵在成阳东北23里，阳陵在咸阳东40里，平陵在咸阳西北20里，渭陵在咸阳西北7里，延陵在咸阳西北13里，义陵在咸阳北8里，康陵在咸阳西北9里。
(9)《史记‧曹相国世家》第2024页。
(10)
陕西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年6期。
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
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ll期。
(11)(12)陈子怡：《西京访古丛稿‧咸阳原上汉帝诸陵考》。
(13)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文物》1972年第7期。
(14)《汉书‧武帝纪》第183页。
《后汉书‧五行志》二、第十四。
(15)《历代陵寝考》卷十第1页。
(17)《汉书‧外戚传》第3940页。
(18)《白虎通义》卷四。
(19)《隋书‧恭帝纪》第l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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